陳柏宇

　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31日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（九）草案，針對草案中提出的擬取消9項死刑罪名以及猥褻男性、考試作弊、超載超速、制售假證構成犯罪等相關規定，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時提出了建議。（11月1日《京華時報》）
　　針對危險駕駛罪，劉政奎委員建議將“毒駕”納入其中。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沈金強在此基礎上還建議對“玩弄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的行為”進行規定。他認為，在駕駛中玩弄手機和手持終端造成“盲駕”，比醉駕和毒駕更具危險性，危害程度更大，如果將此類行為入刑，相信會降低駕駛風險。這是一條非常好的建議。首先，醉駕已經入刑，而對醉駕的法理認定，同樣符合“毒駕”和“盲駕”。
　　相關的科研成果表明，酒後駕車人的反應能力比正常人滯後12%，而吸食毒品後駕駛則滯後21%，所以毒駕的後果遠比醉駕更為嚴重；“盲駕”的危害性更加直觀，如果以70公里的時速測算，如果駕駛員看一次手機用1秒鐘，就意味著汽車在失控下開出去近20米，後果顯而易見。因此，只要醉駕入刑符合危險駕駛罪，“毒駕”和“盲駕”理應納入其中。
　　對於“醫鬧”，陳竺副委員長提出，建議在此次修正案中應考慮通過刑事手段來打擊醫鬧，保障醫務人員合法權益。面對頻發的醫鬧，陳竺副委員長的建議就保護醫務人員權益的出發點上是無可指摘的。但是對“通過刑事手段來打擊醫鬧”的表述，還是給人以不夠嚴謹的感覺。其實，對於“醫鬧”，相關法律已經包括了刑事手段，只是取決於“醫鬧”的程度。法律對於“醫鬧”造成的傷害後果，不存在刑律上的空白。如果把“通過刑事手段來打擊醫鬧”，理解為在法律既定的尋釁滋事罪、故意傷害罪、故意殺人罪等以外的“專項”刑法，至少作為被“醫鬧”侵犯的客體，醫院還不具備受法律獨立保護的資格。
　　醫院雖然屬於公共服務單位，但其運行方式沒有脫離流通領域的商業屬性。因此，其遭遇的矛盾和衝突，不能與其他公共執法部門相提並論。如果籠統地“通過刑事手段來打擊醫鬧”，病患或家屬對醫院行為的不滿，就類似於“抗法”了。這就可能把許多現實困境下造成的醫患矛盾，用“堵”的方式強壓患者一方。這不但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共識，更容易激化疾患矛盾，釀成更嚴重的“醫鬧”後果。說到底，醫患糾紛成了當前社會矛盾的“重災區”，缺的不是法律，而是緊缺的醫療資源和有待改善的醫療服務。因為，患者和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，無論如何都不具備“敵對”的先天因素；再惡劣的犯罪行為，也不可能集中表現為恩將仇報。
　　實際上，對醫務人員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“醫鬧”，本身就是違法行為，不外乎尋釁滋事罪、故意傷害罪、故意殺人罪等法律既定的罪名，本來就可以採取刑事手段。那麼，還有什麼必要專項立法“通過刑事手段來打擊醫鬧”？如果醫務人員需要這樣的特別保護，那麼，城管以及各種與服務對象直接接觸的公共服務部門怎麼辦？而這些都已經納入相關法律保護的單位和部門，如果都在既定的法律下另起一行，法律就可能變為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”的止痛藥，在失去嚴肅性的同時，也可能失去公正性。
　　文/知風
　　
　　(辣味時評，一掃就行！歡迎各位親愛的作者關註紅辣椒評論官方微信！同時官方微信平臺將不斷推薦展示優秀作者！)　　（原標題：“盲駕”和“醫鬧”不能相提並論）